人工智能（AI）未来是否会取代大量人力，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对此，著名芯片公司英伟达的掌门人黄仁勋先生，在最新访谈中直接回应，他认为目前将失业问题归咎于AI是一种“偷懒”的解释。
黄仁勋指出，AI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真正发挥生产力，仅仅是近六个月内的事。他质疑道：“AI才刚刚崭露头角，又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引发大规模失业？那些两年前因AI而进行的裁员，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他进一步分析，导致企业裁员的真实原因，往往与成本削减、业务结构调整、资本市场压力或组织机构臃肿等因素有关，而非AI直接替代了如此多岗位。黄仁勋直言，将裁员与AI挂钩，是一些公司为了显得“高明”而找的托词，并表示他对此深感厌恶。他强调，这种传播方式过于制造恐慌，缺乏责任感。我们应当以平衡的视角，讲述这项技术的巨大潜能，同时也要强调确保其安全推进的重要性。
黄仁勋重申，AI诚然会重塑职业格局，但不能因此将所有公司裁员都简单归因于AI。他为那些担忧工作被AI取代的人群提供了明确建议：“去学习AI。你不会被AI取代，但你可能被一个比你更懂AI的人取代。”
当话题转向中国市场时，黄仁勋表现得相当坦诚，他明确表示：“我们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他承认，由于此前的出口管制，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一度留下了空白，而中国本土企业，包括华为在内，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进行填补。
黄仁勋坦言：“结果就是，华为和许多中国初创公司实现了创纪录的增长。它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即使英伟达的技术可能更优，但在我们缺席的市场环境中，你能获得且表现足够好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这番话语间，黄仁勋无疑肯定了中国AI芯片公司的技术实力，但也暗示英伟达随时准备重振在华业务。
黄仁勋并未回避中国鼓励本土企业发展的现实。他表示：“可以理解的是，中国如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会积极扶持本土企业的成功，并致力于创造有利条件。这是每个国家理所当然且应当去做的。”然而，他依旧坚信英伟达能够为中国市场带来巨大的价值，并再次提及他所倡导的“五层蛋糕”理论。
据黄仁勋阐释，“AI就像一块五层蛋糕。当英伟达参与到中国市场并服务于市场时，就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它会促进其他几层的发展。”言外之意，他不希望外界仅仅从国产芯片替代的角度看待英伟达，而是应从整个中国AI产业生态发展的宏观视角来审视。
他认为，如果仅仅聚焦于芯片层面，英伟达确实是中国的竞争者。但若放眼更为广阔的中国AI产业链，英伟达实际上扮演着加速器的角色。黄仁勋强调：“如果你以更全面的方式观察这个市场，英伟达完全能够良好地服务于中国产业，并为中国市场创造大量价值。”
在访谈中，主持人还询问了黄仁勋的个人成长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今天的性格。黄仁勋表示，他目前的人格特质深受父母影响。
他回忆道，父亲是个极为讲究精确的人，字迹工整，做事一丝不苟，凡事追求完美。父亲对工艺、细节和秩序的高标准，深刻地影响了黄仁勋。而母亲对细节的关注则更为直接，她对许多事情都近乎执着，放不下、停不下来。黄仁勋认为，他也继承了这一特质。
他能够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不断思考、不断修正。英伟达公司已走过33年，黄仁勋说自己每天依然像第一天那样保持高度紧张和投入，竭力把事情做好。
这种性格不仅源于家庭教育，也与他的移民经历密不可分。黄仁勋的父母先从台湾迁居泰国，随后又前往美国。每一次搬迁都意味着一次从头开始的奋斗。
黄仁勋透露，初到美国时，他几乎没有朋友和亲戚可以依靠。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还要面对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和更高的生活成本。他从小目睹父母在异国他乡的挣扎，亲眼看到他们为了孩子能在美国成长并获得更好机会而承担的风险。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的性格，也成就了后来那位不敢轻易放松的英伟达CEO。
因此，当记者问他为何能每周工作七天、精力从何而来时，黄仁勋的回答并非“我精力充沛”，而是：“我一直都很疲惫。”他并非不知疲惫，而是不敢停歇。
黄仁勋表示，他不希望失败，也不愿看到英伟达失败，因为有太多人依赖这家公司：包括员工、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以及众多与英伟达命运紧密相连的人。他深感，一个领导者若希望所有人都能取得成功，就必须肩负起这份沉重的压力。
然而，黄仁勋并非仅仅被恐惧驱动。他坦承内心深处还住着一个梦想家，渴望创造一个未来，并希望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它实现。故而，他总是感到一种紧迫感。
黄仁勋作为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却像一个随时可能失业的人一样工作。
他将这种状态归因于英伟达早年的“挣扎”。英伟达曾多次濒临失败边缘，那些经历并未随着公司的成功而消失，反而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里，演变成一种长期的紧张感。因此他曾说：“我希望尽可能长久地工作。我希望死在工作岗位上。”这句话初听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对于黄仁勋的故事而言，这并非一句豪言壮语，而是一种生存方式。
黄仁勋深知，英伟达不愿放弃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重要的销售市场，更是一个庞大的开发者生态。全球AI开发者中，中国开发者的比例举足轻重。如果中国开发者全面转向国产GPU或AMD、英特尔的产品，英伟达的CUDA生态系统无疑将受到削弱。因此，即便在芯片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黄仁勋依然致力于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
“清华圈”成为了黄仁勋连接中国的关键一环。黄仁勋因此加入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实际上，国际上顶尖学府如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等都设有类似的商业顾问委员会，但它们更多是商学院层面的咨询机制。“清华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学院的咨询机构，更是一个连接中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社交网络。
在黄仁勋之前，众多AI领域的国际巨头都已加入了“清华圈”，他们的目的也相似——提升在中国的影响力。
苹果公司CEO库克于2019年担任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主席，这并非他首次与清华建立联系。早在2013年，库克便已是顾问委员会成员。彼时，他正推动苹果从乔布斯时代的产品驱动模式，向如今的服务与生态驱动转型。中国市场对苹果而言至关重要，iPhone在中国的销量一度占据苹果全球营收的四分之一。库克自上任以来，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与政府官员和供应链合作伙伴会面，并经常到访清华。他曾在清华经管课堂上分享供应链管理经验，讲述苹果如何在全球协调数百家供应商，以及如何在保持创新的同时控制成本。这些内容听起来像是企业管理课程，但其背后反映的是苹果如何将中国的制造能力融入全球产品体系的真实逻辑。
微软CEO纳德拉于2015年加入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彼时他刚上任微软CEO一年。当时的微软正经历艰难转型，Windows和Office等传统业务增长放缓，纳德拉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云业务。Azure需要中国市场，但在中国市场的声量并不大。2016年，微软与清华合作成立了联合研究院，研究方向涵盖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
提起微软，实际上除了经管顾问委员会，微软与清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1999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张亚勤，31岁时便成为微软最年轻的全球副总裁，38岁时出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2014年，张亚勤离开微软，加入百度担任总裁，推动了自动驾驶、云计算和AI的布局，直至2019年退休。2021年，张亚勤回到清华，担任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创始院长。AIR并非传统学术研究机构，而是一个新兴技术研究平台，研究领域包括自动驾驶、智能交通、机器人和AI治理，其合作伙伴包括百度、腾讯、字节跳动、小马智行等公司。
还有沈向洋，他在微软工作了23年，从研究员一路晋升至全球执行副总裁，负责微软人工智能与研究事业部。2019年，沈向洋离开微软，2020年受聘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他在清华开设AI课程，指导研究生，并参与清华的AI战略规划。此外，李开复在清华的出现频率也很高，他多次在清华发表演讲，与清华学生交流，并投资清华校友创办的AI公司。李开复创立的创新工场，就坐落在清华科技园内。这可能与微软和清华大学的地理位置接近有关。微软大厦位于海淀区丹棱街5号，距离清华大学西门仅约两公里。
不仅如此，如果从微软公司步行至清华大学，会途经海淀黄庄商圈和中关村商圈，这些区域遍布着程序员钟爱的白领餐饮店。
回到正题，2014年加入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的还有当时年仅30岁的扎克伯格，他是该委员会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成员。那一年，他在清华经管课堂上全程用中文演讲。尽管他的中文发音不算流利，但他仍坚持讲了半个小时，分享Facebook的创业故事、社交网络如何连接世界，以及他学习中文的原因。他表示希望与妻子的家人交流，理解中国文化，并希望Facebook能进入中国市场。
2015年，现今的全球首富马斯克加入了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彼时特斯拉刚刚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2014年，特斯拉在中国交付了首批Model S，马斯克亲自将车钥匙交到中国车主手中。然而，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一度不尽如人意，充电桩稀少、价格高昂、品牌认知度不足等问题突出。马斯克需要中国市场，不仅是为了销量，更是为了获取中国的供应链和制造能力。
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开工建设；2020年，国产Model 3开始交付，中国市场迅速崛起成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马斯克在清华的出现，远不止是为了销售汽车，他更希望特斯拉能在中国扎根。他曾在清华阐述电动汽车的未来，讲解自动驾驶的技术路线，并分享SpaceX如何降低火箭发射成本。“清华圈”既是声望的象征，也是一个独特的社交网络。
黄仁勋是英伟达的CEO，库克是苹果的CEO，纳德拉是微软的CEO。他们代表的是商业利益和技术垄断。然而，一旦他们进入“清华圈”，身份便发生了转变，成为了顾问委员、青年导师、国际合作伙伴、教育支持者和全球化沟通者。这种称谓体系巧妙地将商业权力从“赚取你金钱的人”转化为“传授你知识的人”。
这不仅改变了称谓，更重新定义了这些人物在公共叙事中的位置。一家公司渴望进入中国市场，听起来充满商业气息。而一位CEO走进清华课堂，则更具公共色彩。公司需要与政策方沟通，听起来可能有些敏感，但一位企业家参与大学顾问委员会，则更像是一次国际教育合作。公司希望影响监管环境，听起来像是游说，但一位企业家在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上发表演讲，则更像是思想交流。这就是“翻译机制”的关键所在：同样的言语，场景一变，其意义便随之转换。
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头衔，更是一整套身份转换的基础设施。每年顾问委员会会议前后，学院还会组织“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圆桌论坛、“顾问委员走进清华经管课堂”，以及清华经管学院学生走进顾问委员企业等活动。自2019年起，还增设了“顾问委员与中国企业家对话”环节。
通过这些活动，商业权力被巧妙地转化为教育资源。CEO成为了学生的导师；企业成为了学习的实践场所；商业经验被升华为公共教育内容。这种转化是双向的。对于企业家而言，清华的身份为他们披上了一层更为温和的外衣。人工智能巨头们身上往往伴随着诸多争议，如垄断、失业等都是人们不愿听及的话题。而清华，恰好充当了这样一个缓冲器。
在全球裁员潮面前，无论黄仁勋如何解释这与GPU无关，似乎都难以让人完全信服。然而，在清华的场域里，他可以自信地说：“这就是未来。”此外，企业家们加入“清华圈”的时间点，往往是他们的公司亟需中国市场、中国政策或中国供应链之时。而清华接纳他们的时机，也常常是中国产业需要理解这些技术、培养相关人才、建立必要网络之际。
因此，顾问委员会也可被视为一个利益交换的平台。其核心功能在于，将商业权力转化为公共身份，将市场需求转化为教育合作，将政策沟通转化为国际交流。而且，这种“翻译”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商业权力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极其复杂。企业需要市场，市场受政策影响；企业需要人才，人才需通过教育培养；企业需要技术，技术脱离不了研究。
“清华圈”使得商业权力更趋向于公共理性，让市场逻辑更像教育逻辑，使利益博弈更像知识交流。这并非意味着大学在掩盖商业权力，而是说大学为商业权力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此外，清华拥有中国顶尖的计算机科学和AI研究实力，拥有最丰富的AI人才储备，以及最活跃的AI创业生态。清华学子毕业后将走向百度、腾讯、阿里、字节跳动、智谱AI、月之暗面等知名企业，或创办新的AI公司，成为中国AI产业的核心力量。
如果黄仁勋能够通过清华这个平台，与中国AI开发者保持联系，与中国AI公司保持对话，并与中国政府保持沟通，那么即使在芯片禁运的限制下，英伟达仍有望在中国AI生态中维持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