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方科技公司Meta启动了新一轮全球裁员，计划削减约8000个岗位，占其总员工数的10%，并暂停了6000个职位的招聘。与此同时，Meta还进行了大规模组织架构调整，强制将7000名员工调往AI部门，并大幅精简管理层，以实现更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过去，裁员和组织变革往往发生在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之时。然而，如今的逻辑已然转变，即便是财力雄厚、增长迅猛的科技企业，也愈发积极地拥抱AI，并实施更大规模的裁员。例如，Meta去年营收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一季度营收达563亿美元，利润为228亿美元，同比增长均超过30%。
在持续缩减员工数量的同时，Meta在AI领域的投入却不断加码。今年4月，该公司宣布将2026年的资本支出上调至1250亿至1450亿美元，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和AI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数字几乎是2025年投入的两倍。此外，Meta在利用AI替代人工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
据媒体此前报道，Meta推出了一款名为“模型能力计划”的追踪软件，能够实时记录员工电脑的鼠标移动轨迹、点击行为和键盘操作，并定期截屏，将员工的工作流程“蒸馏”成数据，用于训练AI智能体。员工对此虽有不满，却无法拒绝。此举的目标，或许正是逐步培养AI的成熟度，最终实现对员工的替代。正如Meta首席技术官在内部备忘录中所言：“我们正在构建的愿景，是一个主要由智能代理完成工作的世界。”
不仅仅是Meta，近年来科技巨头的大规模裁员已成为常态。根据美国就业信息网站Layoffs.fyi的数据，2024年全球科技公司裁员总数接近15万人，而去年硅谷也有超过10万名员工被裁。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并非由AI直接替代，而是源于此前的盲目扩张、战略调整，以及企业为削减成本而选择更廉价的临时工和外包人员。然而，这些裁员行为往往被包装在“AI替代人工”的叙事之下，使其看起来像是技术演进的必然结果。
当西方的Meta忙于以AI取代人工之际，东方的韩国三星却正疲于应对因AI红利分配不均而引发的工人罢工威胁。
得益于AI算力需求激增导致高带宽内存（HBM）供应短缺，韩国“存储双雄”三星和SK海力士的业绩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三星净利润飙升至47.2万亿韩元（约合2138亿元人民币），同比激增超过4.7倍；SK海力士同期净利润达到40.3万亿韩元（约合18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4倍。这两家存储巨头盈利速度惊人，随之而来的便是巨额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
SK海力士率先行动，去年底提出将营业利润的10%作为绩效奖金池，且不设上限。据此计算，2025年SK海力士员工人均绩效奖金预计将达到约1.4亿韩元（约合65万元人民币），今年甚至可能飙升至7亿韩元（约合320万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三星员工则依据“年薪50%封顶”的旧制度，与SK海力士的薪资差距逐渐拉大。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三星工会持续进行谈判和抗议，最终宣布4.8万名工会成员将于5月21日举行长达18天的大规模罢工。在全球HBM极度紧缺且价格飞涨的背景下，如此长时间的罢工不仅将使三星蒙受巨大损失（韩媒估算，三星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直接损失高达1万亿韩元），更将直接冲击全球AI供应链，甚至可能使韩国全年GDP降低0.5%。
为此，韩国政府部门也介入斡旋，最终在总罢工启动前仅剩1小时之际，三星管理层与工会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全体员工的年平均工资上调6.2%；同时，将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经营绩效奖金”，奖励给核心的半导体（DS）部门，且不设发放上限。这一临时薪资协议在5月27日获得工会成员投票通过，避免了此次大罢工。
然而，这并非危机的终结，AI时代引发的利润分配冲突才刚刚拉开序幕。正如俗语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存储部门员工的需求得到满足后，非存储部门员工又感到不公。
同样在半导体事业部，存储部门员工今年收入有望达到6亿韩元，但逻辑和模拟芯片（LSI）、代工等非存储部门的员工认为，他们在高带宽内存生产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入却仅为存储部门同事的三分之一，因此开始消极怠工。而像负责智能手机、家电制造的设备体验事业部，员工仅能获得600万韩元的公司股票，与半导体事业部相比差距悬殊，导致员工普遍不满。
此外，造船、电力设备、汽车等其他行业的员工也艳羡三星、SK海力士员工获得的超额收益，纷纷要求各自公司提高绩效和奖金。对于三星股东而言，与工会签订的临时薪资协议更像是“城下之盟”，中小股东在协议达成后纷纷表达抗议。他们认为半导体行业具有高风险和周期性，在行业不景气时他们承担了风险，而员工却稳拿工资；如今公司盈利，财富分配应由他们主导。
韩国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考量。从政府角度看，半导体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基础设施和税收支持，理应分得一部分红利，并通过制度惠及普通民众，缩小贫富差距。因此，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曾提议，将AI产业产生的超额利润设立为“公民红利”，通过制度安排回馈全体民众。他指出：“国家富裕了，但财富的分布不会自动扩散……韩国过去在增长方面表现强劲，但在将增长成果向社会扩散方面一直较为薄弱。”
由此可见，AI时代才刚刚崭露头角，便已带来了“AI对劳动的替代”和“AI利润分配”两大关乎人类社会稳定的生死攸关问题。前者的核心是“AI的代价由谁承担？”，目前看来多数情况下由被技术替代的劳动者独自承受；后者则是“AI带来的超额收益归谁？”，对此各方众说纷纭，各有其认为合理的立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归结为一个核心议题：面对技术变革，如何相对公平地分配我们所珍视的机会、义务、权利和财富？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迈克尔·桑德尔的著作《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书中阐述了目前主要的三种分配方式：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德性伦理，每一种都代表着一种考量公正的视角。
功利主义，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最早提出，“功利”更接近“功效”或“效用”，指一切能带来快乐或幸福、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事物。功利主义者假定人是趋利避害的，认为一个分配方案是否公正，取决于它能否使社会总体的幸福或福利最大化。在经济学中，这体现为追求稀缺资源的高效配置，即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也就是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总和达到最大。在功利主义看来，GDP提升、企业业绩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最大的“善”，能带来繁荣，使社会总体幸福达到最大化。因此，面对“AI对劳动的替代”这类问题，功利主义者会仔细权衡得失，如果牺牲一部分人的工作能带来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那么这些人的利益被牺牲就被认为是值得的。
同理，如果经过计算，他们认为从硅谷富豪那里抽取100万美元分给100名流浪汉，总体的功利增长大于富豪功利的下降，他们也会支持这种做法。这种逻辑可能导致激进的财富再分配，直到他们发现过度的再分配会降低人们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影响经济蛋糕的扩大，从而促使他们减少再分配。简单来说，在功利主义者眼中，人本身不是价值的终点，而是实现“社会总效用”的手段。
自由至上主义者认同AI替代劳动，也支持AI带来的超额利润由股东支配。他们并非像功利主义者那样从效用角度出发，而是以人类自由的名义，倡导不受约束的市场，反对政府干预。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每个人都拥有根本性的自由权，可以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做任何事情，并尊重他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因此，自由至上主义者对财富再分配嗤之以鼻。
在《自由宪章》一书中，奥地利经济学家、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任何旨在实现更大经济平等的尝试都注定具有压迫性，并对自由社会有害。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至上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推崇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正是从那时起，美国大企业股东、高管和高级别员工的财富急剧增长。他们可以利用全球化、技术进步等重要变革时期，寻求成本更低的生产经营方式，不再受制于工人工资和福利的束缚，甚至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裁员。
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财富再分配，认为他们对其创造的财产拥有绝对所有权。然而，他们获得的财富完全是依靠自身天赋和才能得来的吗？这其中存在相当大的偶然性，任何成功都离不开社会合作和共同体的支撑：市场规则、法律秩序、教育体系、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合作者的助力……没有这些，再高的天赋也无法兑现。一本名为《异类》的书统计了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75人名单，包括国王、法老以及股神巴菲特、比尔·盖茨等当代亿万富翁，结果发现其中20%的人出生在1831-1840年的美国。如此高的集中度充分说明了“时势造英雄”，个人成功与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因此，如果建立在高度偶然性基础上的财富获取，却忽视了再分配，必然会导致巨大的不平等。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假设排除这种偶然性来思考公平，是否更接近公平的本质？又如何排除呢？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了“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即想象我们回到最初的原点，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未来位置，不清楚自己的阶级、出身、财富、天赋、智商、健康状况等信息，没有既定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怎样的分配方式呢？假如你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处于一无所有、得不到任何帮助的制度中，因此会选择一种最稳妥、对弱者最有利的规则。
所以，罗尔斯认为“自由先于平等，正义优于效率”，对不平等需要有所限制。只有在两个条件下，不平等才是可以接受的：一是公平的机会均等（职位向所有具备才能者开放，排除出身等因素干扰），二是能够最大程度改善最不利群体的利益。然而，桑德尔认为罗尔斯观点的缺陷在于，他设想的原始状态下的人是脱离一切身份、背景，独立且自由的“原子化”个体，没有任何联结。而事实上，所有人一出生就镶嵌在家庭、民族、文化和各种共同体关系之中，是受道德和责任约束的人。原子化、忽视道德力量、只有自由没有归属的人，又怎能妥善处理源于社群生活中的分配问题呢？
桑德尔敏锐地观察到当前过度强调自由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原子化和撕裂，他因此提出了关于公正的第三种思考：培养德性和推动共同善。提及德性和共同善，许多人会觉得空泛，但这正是对之前过度强调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平衡和修正：我们拥有了速度和数量，但在质量方面却不尽如人意；我们解决了物质匮乏，却又面临着满意度的匮乏。
桑德尔认为，公正的分配就是将适合的东西分给配得上的人。至于如何分配，首先要看其存在的目的。例如，医院的首要考量是生命与健康，而非出价。分配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工具，它还在塑造人、维系共同善——奖励什么，社会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分配不能只讲规则而忽视好坏，应当鼓励德性，抑制败德。我们应认识到市场的道德局限性，反对市场通吃一切，需要划定不受市场支配的领域，比如教育和医疗。不平等会侵蚀共同善，需要通过再分配重建公共机构和服务、基础设施，以使富人和穷人都能利用它们（例如高铁，普通人与富人都能乘坐），而不只是为了扩大私人消费的机会而关注再分配。
在近百年的工业化、全球化进程中，功利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是被应用最广泛的分配逻辑。它们在推动经济大爆发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进入AI时代，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如果再单纯追求总量或放任自由，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不稳定和社会撕裂。此时，强调德性，推动共同善，并在制度设计上将人作为目的而非工具，显得尤为重要。